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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吴安平最想改变的，也最无力改变的，正是蒋介石“一党专政”“以党治国”的**想法。他比蒋介石还要大权独揽，就算百般解释，又如何让蒋介石深信，他其实是位向往民主的大独裁者？即便如此，他还是隐约提出，除非国民党执意要与西北交战，否则，或许最终难免要和其他政治势力联合，如新民党即是。

蒋介石最初的专政主张，内容与国共分裂后的“一党**”其实有很大区别。吴安平参考一些资料及《蒋介石日记》的内容，知道这位后来被定义为“最大反动派”的国民党领袖，实际当时思想还颇为左倾，乃至竟有革命成功后施行社会主义制度的设想。

他虽提出“入国民党之**员应退出**”的主张，但实际并不是要鼓动**员一律退出**，而是认为党籍不纯粹，双方就一定会自相残杀，所以**员应先退出**，等到国民革命成功之后再加入不迟。

蒋介石认为国共两党现阶段的革命目标是同一的，没有必要互争短长，另外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，世界革命须统一，中国革命也须统一，而世界革命有第三国际统一指挥，中国的国民革命是要由国民党统一指挥。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思想，蒋介石当此前一直在设法使国民党取代**而成为共产国际的一部分。

事情很清楚，只要共产国际仍旧只承认中国**，而不承认中国革命必须要由国民党“一个党来专政和**”，中国革命的两个中心、两个主义的问题就仍然难以解决。相反，如果共产国际接受国民党，承认国民党对中国革命的领导地位，那么，作为**人退出**，做纯粹的国民党员，也不仍旧是第三国际的党员，丝毫不变其革命的属性。

如果共产国际接受这些建议，中国革命势必会走上另一条路，但蒋介石绞尽脑汁想出的自认为是唯一出路的设想，实际根本没有可行性，而且，他不合时宜地号召**员退出**，又势将引起**人的不满和猜忌，国共双方的不信任感只会进一步增强，而冲突和摩擦也只会愈演愈烈。

在众多**人看来，接受蒋介石的主张，无异于认同**为国民党做“苦力”甚或“走狗”，而在相当部分国民党人看来，整理党务案的通过，事实已经宣判跨党分子为异类，非加防制和排斥不可。再加上蒋介石大权独揽，厉行军事统治，更为国共两党提供了爆发全面冲突的温床，在这种情形下，他的一切表白、劝说和解释，都无济于事。

写信之时，吴安平翻阅大量历史文献资料，随即意识到西北日后也将面临同样问题，需要考虑如何与国民党、**相处。而由于西北诸事吴安平俱可一言而决，**程度比蒋介石更甚，这实际已经存在爆发冲突的诱因，想要平息彼此纷争，似乎也无多大可能，总之同样为难。

这样看来，**似乎必然会寻求建立**的武装力量，而中国此后一段时间，也必然会出现西北解放军、国民革命军、工农红军三者并存的局面。历史的惯性之大，就算吴安平有d-7引擎在手，也难以将之尽数改变，该来的始终会来。

由“中山舰事件”到“整理党务案”，再到蒋介石提出“一党专政”主张，并越来越倾向于独揽权力，**也由对其肯定，转为疑惧，进而最终将其列入到了“未来的敌人”的行列。由此，原并无“**”之意且本就多疑的蒋介石，又在诸多反作用力及合力的推动下，一步一步走上了“**”的道路。

三月二十四，南京事件爆发，蒋介石开始有武力清党的打算。

三月二十四日，北伐军攻克南京，随即南京发生有组织的排外抢劫事件，部分军人对城内各处外国领事馆、侨民住宅和外国教堂、商店、学校大肆抢掠，前后持续约十个小时。蒋介石虽没有公开把此事归结为**的阴谋，但内心却怀疑**借故挑拨自己与列强政府的关系，接着便联络吴稚晖、蔡元培、张静江等人秘密开会，讨论如何与**决裂。?

蒋介石更担心，**冲击租界的行动，很可能引发列强武力干涉，导致北伐半途夭折。

这时的上海，谣言蜂起。特别是各个租界里躲避着大量从武汉、九江以及其他北伐军占领区逃亡避祸而来的外国侨民和中国人，他们对于两湖、江西等地激烈的工农运动充满恐惧，生怕北伐军在上海会重现汉口、九江下层民众冲击租界的情景，因而更是人心惶惶。

而鉴于**在上海工人中的号召力，并为响应共产国际提出的要超越民主革命界限的要求，上海方面的**领导人这时也相当振奋，反复强调已到夺取革命领导权的时期，并开始冲击国民党右派的组织机构，积极筹组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。结果，街市上**的呼声很高，人人都在打听**，想多知晓一些政局走向的内幕。

白崇禧初到上海时，对总工会态度还好，还同意武装纠察队统归总工会管辖，对**推动组建的市政府也未加反对，但第二天听到各方反映之后，态度立即转了一百八十度，宣称绝不允许武汉风潮再现于上海。

“健生，你也看了这信，西北王的建议，你觉得可行么？”

蒋介石深吸一口气，缓缓睁开双目，眼神透出难以掩饰的疲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