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澄更嚣张了，他重用自己的亲信崔暹，任命为御史中尉，专门彻查弹劾贪污不法的官吏。崔暹是个善于迎合奉承头子的小人，当年高仲密叛变，就有他挑拨构陷的“功劳”；做了御史中尉，他专挑令高澄不爽的权贵下手，比如他多次弹劾司马子如。司马子如贪污受贿，私德很差，被崔暹添油加醋地拟定罪状，下了监狱。司马子如哪见过这架势，一夜之间把头发都给愁白了。司马子如在狱中写信向高欢交代：“我司马子如自从跟随了大王，大王给我一辆车子，一头牛犊，如今牛犊死了，牛角我还留着，除此以外其他东西都是我从别人那里得来的。”高欢念及旧友之情，给高澄写信求情说：“司马子如是我的旧时好友，你得对他宽大处理。”高澄这才决定赦免司马子如的罪责，但又不好好把他放掉，而是骑着大马，把他押到街上，卸去枷锁，司马子如吓得尿都快下来了，口中嘀咕：“是不是要杀我了？”没想到是当场释放，当然，官是没得做了。

过了几天，孝静帝与高澄宴饮。高澄略有醉意，端着酒杯大大咧咧走到孝静帝面前，敬酒道：“臣高澄向陛下劝酒。”

讲述变故之前，先得说说高澄在东魏掌权期间的所作所为。

这一说法打击了八卦记者的好奇心理，且显得疑点多多。我们遍寻史料，除了刺杀事件外，找不到有关兰京的其他史料。《梁书》只提及了兰钦的一个儿子兰夏礼。南北朝时代起名极重谱牒排行，兄弟乃至同辈人都讲究名字的整齐对称；仅从名字上看，兰京与兰夏礼是兄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，他的真实身份更像是一个谜。此外，事发前后虽有许多有利因素，但光凭兰京一己之力，要做到唆使多人同伙并成功刺杀高澄仍然是困难的。

高欢始终难以忘怀孝武帝西逃长安给他带来的莫大耻辱，怕孝静帝做孝武帝第二，因此虽然位极人臣，表面上对孝静帝毕恭毕敬，百依百顺，事无巨细都向孝静帝禀报（孝静帝有没有资格发言那是另一回事了）；每逢与皇帝共同进餐，他都是俯着身子祝寿；孝静帝兴办法会，他一路上手持香炉，步行跟从，屏息弯腰，察言观色，举止小心谨慎。一句话，只要不是触及到自身权位的原则问题，他在孝静帝面前是摆出十足的臣事君的模样的。孝静帝呢，年纪还轻，也任由高欢执掌朝政大事，君臣相处得还是比较“融洽”的。

高欢死后，高澄就不仅是排挤旧臣宗室，而且要欺负到皇帝头上去了。

酒气扑面，孝静帝愤愤说道：“自古没有不灭亡的国家，朕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？”

高澄一上台，就把中兵参军崔季舒（崔季舒与崔暹同宗，比崔暹大一辈）安插在孝静帝身边，定期与崔季舒通信，把孝静帝称为痴人：“痴人最近怎么样了？痴呆的程度是否有变化？”

孝静帝此时已是二十五岁的成年人了，史载他喜好文学，长于诗赋，仪表堂堂，力大无穷，射无不中，颇有其曾祖父魏孝文帝的遗风。高欢比他大一辈，相当于长者，管着他于情于理还能接受，现在的高澄是个跟他年龄差不多少的年轻人，这么二十四小时全天候的特别“监护”，他哪受得了，矛盾冲突在所难免。

这就是震惊东魏的高澄遇刺事件。高澄在阴谋篡位的最后时刻，命丧黄泉，可谓作恶多端，死不足惜。然而，依照此事的前因后果分析，其中却有很多蹊跷之处，让人难以看清幕后的真相。关于凶手，至少可以列举出三层较明确的可能。

孝静帝不堪凌辱，回到宫中暗自吟诵刘宋诗人谢灵运的诗句：

我们想到了第二层可能——东魏孝静帝。孝静帝外柔内刚，可叹身不逢时，命中注定做了傀儡。他的不甘心是显然的，他恨高澄是必然的，他要杀死高澄，从而夺回皇权，也是具有足够充分的理由的。但是，孝静帝在荀济等人被烹后，基本被高澄有效地软禁在宫中，少有机会与外界交往。如果孝静帝与幕后策划者有关，那就意味着保皇派在朝中还具有相当雄厚的实力，而从事后的种种迹象来看，这似乎不是事实。孝静帝与刺杀事件有关的可能性有，但不大。

高澄心说你这“狗皇帝”敬酒不吃吃罚酒啊，借着酒劲当即骂道：“朕？朕？狗脚朕！哼！”说着，叫崔季舒走上前来“咣咣咣”痛打孝静帝三拳，打得孝静帝鼻青脸肿，无法动弹。高澄一甩衣袖，扬长而去。

荀济答道：“奉诏诛杀逆贼，何谓造反？”高澄就把荀济一干人等用大锅活烹了。

这是谢灵运被地方官员弹劾后借古讽今、立志雪耻的一首诗，却被孝静帝身边的常侍侍讲荀济听懂了。荀济原是梁武帝手下大臣，因上书反对修佛，被梁武帝下令治罪，潜逃到东魏。荀济看透孝静帝的心思，就去找祠部郎中元瑾、长秋卿刘思逸以及其他几位元氏宗室密谋杀掉高澄，营救孝静帝。在荀济的策划下，一群人借口在宫中堆积土山，向城北挖掘地道。事情开展顺利，眼看就要挖到北面的城门了，守门的士兵感觉地下有动静，起了疑心，一查，有人在挖秘密通道，马上向高澄汇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