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嘿嘿！陈先生慷慨激昂，却是有些危言耸听了。”泰钦和尚干笑一声，甚是尴尬难耐。“非是陈老危言耸听，如今唐国现实如此也！各位！自来王子犯法，庶民同罪，可是僧侣作奸犯科却只在佛前跪拜百首，即可无罪。纲常伦理，败坏如斯，尔等扪心自问，难道尚不自省吗？”高越一脸沉痛，仰天长叹。

“高檀越！此话甚是偏颇，想我佛门弟子众多，难免良莠不齐，岂可一叶而知秋。”报慈院住持行言和尚白眉微掀，不以为然。原来，那个奸淫良家的和尚正是行言和尚的弟子。唐主李煜闻之，非但不治其罪，竟然为其开脱：此等毁戒，本图婚嫁，若冠笄之是中其所欲，命礼佛百而舍之。由是，僧尼奸滥公行，无所禁止。众人触犯刑律当死，适逢唐主斋戒，则于宫中佛前燃灯，以达旦为验，谓之命灯。未旦而灭，则论如律，不然则释。富人商贾每有死罪，则重贿左右内官，续膏油，延命灯，均不死赦免。

“尔等事到如今，依然执迷不悟，枉费经年修行，宁不愧乎！以某看来，三武一宗之灭佛，势在必行也！”陈曙眼中精光闪烁，渐显凶戾。众僧闻言，直欲魂飞魄散。四次佛难，最近的一次仅仅不过十年的光景，大多数的僧人，至今仍是记忆犹新，如同噩梦般盘旋在心头。经久不散。

北魏太延四年（公元438年），魏太武帝拓跋焘诏令五十岁以下沙门尽皆还俗，以从国之征役。太平真君五年（公元444年）。魏太武帝令自王公以下至庶人，一概禁止私养沙门。并限期交出私匿的沙门，若有隐瞒，诛灭全门。太平真君七年，魏太武帝率兵镇压杏城卢水胡人盖吴，到达长安时，在一所寺院发现兵器，怀疑沙门与盖吴通谋。大为震怒，下令诛杀全寺僧众。崔浩趁机劝魏太武帝灭佛，诛戮长安之沙门。是年，魏太武帝发出灭佛诏：佛图形象及佛经尽皆击破焚烧。沙门无少长，悉坑之。一时之间，举国上下，风声鹤唳。时太子拓跋晃监国秉政，一向笃信佛法。再三上表，向魏太武帝劝阻，虽然未予采纳，却因此而使灭佛诏书得以缓宣，远近沙门。闻讯逃匿，大多获免于难，佛像、经论亦多得密藏。然而，北魏国境内的寺院、塔庙却无一幸免，史称“太武法难”。

北周建德二年（公元573年），周武帝宇文邕聚三教，辨释三教先后，以儒为先，道教为次，佛教为末。建德三年，周武帝下诏：断佛、道二教，经像悉毁，罢沙门、道士，并令还民。禁诸淫祀，礼典所不载者，尽皆除之。一时间，北周境内，融佛焚经，驱僧破塔……宝刹伽兰皆为俗宅，沙门释种悉作白衣。建德六年，周武帝灭北齐，于北齐境内再度灭佛。天下毁寺四万，强迫三百万僧、尼还俗。周武帝道：自废以来，民役稍希，租调年增，兵师日盛。东平齐国，西定妖戎，国安民乐，岂非有益？

唐会昌二年（公元842年）十月，唐武宗李炎以灭佛先锋韩愈“人其人，火其书，庐其居。”的儒学独尊和儒家“道统”为基，在道士赵归真的怂恿下，下令毁寺灭佛，籍没寺院财物。会昌三年，唐武宗下“杀沙门令”。“血魔”穷天假借藩镇奸细假扮僧人藏于京师，一日之间，在长安城击杀裹头僧三百余人，京城女摩尼七十余人无从栖身，皆自尽。会昌四年，敕令尽拆寺院、佛堂，勒令僧尼还俗。会昌五年，唐武宗大兴灭佛，凡摩尼寺尽数撤毁，斥逐回纥教徒，摩尼僧二千余人多半道死。天下拆寺四千六百所，招提、兰若四万所。僧尼还俗二十六万零五百人，奴婢十五万人，寺院役使良人五十余万，缴良田数千万顷。唐武宗慨叹：十分天下财，而佛有七八。更有甚者，游僧入境则斩之，史称“会昌法难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