父亲的逻辑简单而直接，带着老一辈农民对“政府”、对“法”的一种朴素信任，或者说，是一种面对无法抗拒的力量时的最终选择。在他看来，做错了事，就要认罚。躲，是躲不掉的，只会让事情更糟，让家人蒙羞，也让自己陷入更深的恐惧和更不体面的结局。

“可是……爸……有些事……不是那么简单……”王海试图解释，但话到嘴边，又咽了回去。他怎么跟父亲解释郑怀山背后盘根错节的势力？怎么解释李哲那样人物的可怕？怎么解释那些隐藏在阳光下的、他亲身经历过、深知其冷酷无情的规则和手段？父亲的世界，是非黑即白，对就是对，错就是错，自首伏法，天经地义。而他的世界，早已是灰色甚至黑色，自首可能不是救赎，而是另一条绝路的开始。

“不简单？有什么不简单的！”父亲的怒火再次被点燃，“不就是贪生怕死，舍不得你那些不干不净弄来的东西吗？！王海，老子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没骨气、没担当的东西！早知道你是这么个玩意儿，当年就不该让你出去！就该让你在家老老实实种地！至少不会丢人现眼，不会让人戳我和你妈的脊梁骨！”

父亲的痛骂，像一把把烧红的刀子，捅进王海的心窝，又反复搅动。他蜷缩在地上，身体因为痛苦和寒冷而剧烈颤抖，眼泪汹涌而出，混合着鼻涕，狼狈不堪。他想反驳，想哭喊，想告诉父亲他的恐惧，他的无奈，他这些年经历的一切，但所有的声音都堵在喉咙里，化作破碎的呜咽。

“爸……你别说了……求求你……别说了……”他只能这样无力地哀求。

电话那头，父亲的呼吸声依然粗重，但似乎也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。良久，父亲的声音再次响起，这次，语气里除了愤怒和失望，似乎还夹杂着一丝深沉的疲惫，甚至是一丝……不易察觉的、被隐藏得很好的痛心？

“王海，”父亲的声音低了下去，有些沙哑，“我和你妈，就你这么一个儿子。我们不指望你大富大贵，光宗耀祖。我们就指望你能平平安安，堂堂正正做人。可现在……”父亲停顿了一下，似乎有些说不下去，但最终还是说了出来，声音里带着一种近乎绝望的沉重，“你自己选的路，你自己承担后果。你要是还有点良心，就别再让你妈整天以泪洗面，别再让我这张老脸，在村里没处搁！该怎么做，你自己想清楚！”

说完，父亲似乎不想再听他说任何话，或者说，已经对他彻底失望，不愿再多费口舌。电话里传来一声沉重的叹息，然后，是干脆利落的挂断声。

“嘟——嘟——嘟——”

忙音再次响起，冰冷，单调，这一次，比母亲挂断时，更添了几分决绝和沉重的意味。

王海保持着接听电话的姿势，僵硬得像一尊石雕。手机还贴在耳边，里面传来的忙音，像一把小锤，持续敲打着他早已破碎的耳膜，也敲打着他彻底崩溃的神经。

父亲的话，远比母亲的哭泣和担忧，更具毁灭性。母亲的爱，是柔软的，包容的，即使带着痛苦和恐惧，也依然试图为他遮风挡雨。而父亲的爱（如果那严厉到近乎冷酷的言辞背后还能称之为爱的话），是坚硬的，直接的，带着不容置疑的道德审判和“悬崖勒马”的最后通牒。他断绝了王海从家庭获取物质支持的可能，也堵死了王海“躲避”这条在他看来懦弱且可耻的路。他把“自首”这个王海最恐惧、最不愿面对的选择，赤裸裸地摆在了他面前，并且用一种不容反驳的、基于最朴素道德观的方式，告诉他：这是你唯一的、也是最后的、或许还能保留一点“体面”的选择。

自首？还是继续躲藏，直到被抓住，或者死于非命？

王海的脑子乱成了一锅粥。父亲的怒吼，母亲的哭泣，亲戚的冷漠，儿子的绝情，宋玉成的威胁，李哲的阴影，郑怀山的下场，林国栋苍白的脸……所有的声音，所有的画面，所有的恐惧和绝望，交织在一起，疯狂撕扯着他的神经。

他该怎么办？他能怎么办？

自首，意味着面对法律的审判，意味着漫长的刑期，意味着在监狱里度过余生，或者，在监狱里被李哲的人“安排”掉。而且，就算他自首，那些他做过的事，就能一笔勾销吗？林国栋就能活过来吗？吴建国、孙副组长的家人就能得到安慰吗？不能。他依然是罪人。

不自首，继续躲？他能躲到哪里去？身无分文，重病缠身，众叛亲离，外面是李哲可能的追杀，是警察迟早的追查。他能躲几天？最终的结果，恐怕比自首更惨。

两条路，似乎都是绝路。无论怎么选，等待他的似乎都是黑暗的深渊。

巨大的疲惫和绝望，如同潮水般将他彻底淹没。他甚至没有力气再哭泣，只是瘫在地上，眼神空洞地望着眼前无尽的黑暗。父亲最后那句“该怎么做，你自己想清楚”，像一句魔咒，在他脑海里反复回响。

想清楚？他怎么想得清楚？

父母的来电，尤其是父亲的这通电话，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出路，反而将他逼到了真正的、非此即彼的绝境面前。亲情，在这一刻，没有成为救赎的绳索，反而化作了拷问灵魂的鞭子和逼他做出最终抉择的沉重压力。他孤立无援，不仅被世界抛弃，甚至被内心最后一点对亲情的眷恋和愧疚，推向了必须直面罪孽的、更加痛苦的悬崖边缘。

阁楼里，重新恢复了死寂。只有他粗重、断续、如同破风箱般的呼吸声，以及那挥之不去的、来自父亲严厉质问和母亲绝望哭泣的回声，在他空荡荡的脑海里，反复冲撞。